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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打招呼无口不开频踩红线跌落深渊——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翁建荣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坐在这里。”留置初期，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翁建荣晚上睡不着觉，总是掉眼泪。在他眼里，他只不过是帮亲戚朋友打打“招呼”办些事，殊不知，作为“一把手”和重要岗位领导打的“招呼”，在下属和商人老板眼里却是能呼风唤雨的，而正是这一个个“招呼”，使他一步步走进了无法回头的“危险地带”。　　和商人老板“打成一片” 　　翁建荣出生于浙江丽水的一个贫困山区，参加工作后，凭着刻苦努力，逐渐成长为主政一方的“一把手”，后任省发改委副主任，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2000年，年仅33岁的他通过选调成为嘉兴市经济委员会党组成员，几年后又转任南湖区副区长。　　当上副区长后，翁建荣最直接的感受是：身边拍马逢迎的人多了，平时交往的老板朋友出手更大方了。“面对诱惑开始放纵自己，老板朋友们的宴请去了，贵重礼品收了，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盛情难却’‘惯例’。” 　　2006年7月，翁建荣带队到深圳招商，遇到了诈骗团伙骗赌，欠下了50万元高额赌债，翁建荣第一时间寻求“好友”——商人马某某帮助。“他很爽快，50万马上就打过来了，还叫我不要放在心上，言下之意是不用归还。”在此后十余年里，翁建荣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马某某企业在项目立项审批、落户、环保处罚等事项上打招呼。　　据办案人员介绍，翁建荣在担任嘉兴市南湖区副区长、嘉兴市环保局局长期间，屡屡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高新技术企业评选、环评审批、企业排污权购买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这些单位或个人所送的股权、名画、现金等，合计170万余元。　　一个“招呼”价值百万　　2009年1月，翁建荣出任平湖市市长。两年后，升任平湖市委书记。作为主政一方的“一把手”，他本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当地谋发展、为群众谋福祉上，但翁建荣却权为己用、以权谋私，频频踩“红线”、闯“雷区”。　　2010年1月，浙江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赵某某找到翁建荣，请他在企业落户平湖事项上给予帮助，并以“借款”名义送给他妻子梅某某30万元，翁建荣知悉后欣然收入囊中。　　“朋友找我帮忙，我觉得很正常。”正是翁建荣这种无视纪法、毫无底线的想法，让商人老板们看到了“机会”，纷纷上阵“围猎”。　　2013年下半年，平湖某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找到翁建荣二哥帮忙解决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审批、土地租用等事项，承诺只要翁建荣提供帮助，就拿出100万元作为酬谢。在利益诱惑下，二哥忙着牵线，翁建荣则毫不吝啬手中的权力，使李某所托事项一路绿灯。　　在翁建荣收受的好处中，金额最大的几笔都发生在他担任平湖市“一把手”期间。“我随口打的‘招呼’，在下属那里就是工作‘要求’，只能执行。‘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我没有用好。”留置期间，翁建荣的幡然醒悟来得太迟了。　　对家人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主政一方的领导，翁建荣长期忽视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他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对于十八大后修订的党纪党规、法律法规，我并没有真学，翻过就算学过，只求应付了事。”思想偏一寸，行为就会偏一尺。正因如此，翁建荣才会在自我放纵中，一次次突破党纪国法底线。　　据审查调查人员介绍，没有管好“身边人”，也是翁建荣在违纪违法道路上越走越远的重要原因。2016年至2020年，翁建荣在填写《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表》时，未填报妻子梅某某以父亲、妻妹、朋友等5人名义所持有的股票情况，股票市值金额最高达598万余元。　　翁建荣坦言，妻子没有钱炒股，就去老板那里借，由于自己平时对家人缺乏管理和约束，没有全面掌握妻子炒股的情况，更没有按规定向组织报告。　　对家人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借款、投资，借用他的权力谋取私利，这不良家风的始作俑者还是翁建荣自己。　　2014年9月，翁建荣出任省发改委副主任。在省发改委任职的六年间，不论是人民币、美金，还是茅台酒、玉石、奢侈品，翁建荣来者不拒；不论是亲戚、朋友、老乡，还是同学、特定关系人的请托，翁建荣通通答应。他在权力与欲望交融的“温水”中自我沉沦，最终被“温水”所溺。　　2019年至2020年，李某等人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翁建荣担心自己的贪腐行为败露，便想方设法打听案情，与涉案人员串供，与家人一起转移涉案财产，对抗组织调查。然而，在组织的火眼金睛面前，这一切都是徒劳。　　法庭上，翁建荣数次哽咽落泪，可眼泪并不能弥补过错，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悔恨。（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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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 | 贪腐的人生“精算师”——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江尔玉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 发布时间： : 2022-11--15

　　江尔玉，男，1972年8月生，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红河镇店子村人，曾任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2021年11月23日，昌乐县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决江尔玉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　　从职务低时算计如何升职当官，到升职有权力时算计如何寻租变换金钱，从条件比较好时算计如何奢靡享受，到留置后算计给他留多少钱、判多少年、出来怎么办，江尔玉无时无刻不在心里打算盘，他以奋斗开始的人生，在一步步的算计挣扎中，正在以更错误的手段走向毁灭。　　“鉴于上面我汇报时脑神经出了毛病，请给我第二阶段态度好的政策，请调整一下涉案金额，控制在300万以内。”　　“在这里我建议，按照生活25年计算，请从我600万元中划去200万元放在我的银行卡内。” 　　从被审查调查最初阶段的心存侥幸，到组织谈话时的百般狡辩、死顶硬抗，江尔玉将精于算计的“聪明劲儿”延续到留置期间的各个阶段。　　车在江尔玉的受贿手段中是最简单直接的。2020年3月，江尔玉以23万元的价格将自己的一辆实际价格仅为11.63万元的旧大众迈腾轿车卖给昌乐县某塑胶有限公司，并重新购置新款迈腾轿车。同月，他以32万元的价格将一辆旧本田奥德赛汽车卖给山东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差价12.19万元…… 　　“这个车说多少钱他就拿多少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江尔玉看来，这桩买卖你情我愿，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不光爱算计好车，江尔玉更爱算计钱。在担任县征收办副主任后，他接触的都是可以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商人，这在无形中点燃了他的贪婪欲望，助长了他的攀比心理。　　2012年，他借给山东某珠宝有限公司秦某某100万元，月息3分的利率，8个月后秦某某归还本金时，附上了22万元的高额利息……尝到了甜头的他，开始利用职务之便以资金借贷、证书出借方式获取高额收益。　　发展到后来，江尔玉直接“空手套白狼”。他先从潍坊某置业有限公司无息借款300万元，然后出借给潍坊另外一家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并约定3分利率。6个月后，江尔玉便赚取了27万元的高额利息。　　私欲逐渐膨胀的江尔玉，胃口愈发大了起来，公款也成了他的猎物。2019年10月，潍坊市财政局下发了《关于下达2018年度市级生态补偿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分配给昌乐县市级生态补偿资金73万元。江尔玉在未经相关业务会议研究论证、班子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况下，个人决定将资金拨付给四家企业，其中一家就是江尔玉精心挑选、同他关系密切的潍坊某彩带有限公司。　　对送上门的现金、购物卡，江尔玉“大小通吃，张口笑纳，来者不拒”。近五百万捆扎好的钞票，数百张购物卡和加油卡，还有价值高昂的金条、首饰、名烟名酒以及新款手机……江尔玉的涉案款物让办案人员都震惊不已。　　手握行政处罚、环评审批、污染物排放总量确认、复工复产等各项实权，江尔玉把手中的公权力当做谋取私利的筹码，给钱就办事，不给钱就生卡硬要。　　某新能源汽车项目是2020年山东省重大项目，引进之初，昌乐县委主要领导亲自调度推进，各项手续基本办理完毕，但却唯独在环保事项上迟迟卡壳不能落地，即便项目方一遍遍报材料，一遍遍自查自纠，也不能达到江尔玉要求，致使项目一度停滞。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知所以的项目负责人绞尽脑汁却无计可施，直到收到江尔玉暗示，给他送去25万元，项目才顺利落地展开。“审批权就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说快就快说慢就慢。”面对审查，江尔玉认为理所当然。　　在金钱至上的理念下，江尔玉虽然表面不断标榜其工作追求，但私下一面对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项目卡壳设障，一面又在环保形势如此紧迫之时违规批建高污染项目，严重违背工作要求。谈及一处违规建设项目，江尔玉坦言，“污染大的项目赚钱多，都想上，为什么给他批，因为他给我送了50万元。” 　　不但如此，疫情过后就在全县全力推动复工复产之际，本应当好企业复工“保障员”“服务员”的江尔玉却人为卡脖子设障碍，致使很多私营企业主或企业负责人不得不给江尔玉送钱送物，以便让企业尽快复工。　　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江尔玉不信马列信鬼神，找到一名所谓的大师，向其求取“避灾符”，认为烧香拜佛就可以逃避惩处，殊不知，求神拜佛只能是自欺欺人。　　在忏悔书中，江尔玉写道：“昌乐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案子，只要找着我，表示表示，一般我就安排不处罚或者从轻处罚，他们就是通过我手中的权力来谋利益赚便宜。”“像抬轿子一样，把我抬着，抬着抬着最后把我扔悬崖里去了。不能怨他们，只能怨自己。” 　　“老娘这80高龄了没人管，眼看着这辈子是见不着俺娘一面了……”面对办案人员，江尔玉痛哭失声。从最初的的怀揣梦想走向功利世俗，再蜕变为贪婪放纵，最终走向麻木不仁、欲壑难填，如今惨淡落幕的江尔玉面对的是无尽的痛苦和悔恨，只能在高墙里清算政治、经济、名誉、家庭、亲情、自由、健康的人生“七笔账”。（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侵吞剧组经费，拿电影项目介绍费……立志奋斗却膨胀放纵终成剧中人

 发布时间： : 2022-08--31

　　倪政伟，1963年8月出生，199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曾任浙江电视台国际部副主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电视教育科技频道副总监，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电视影视文化频道总监，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东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2019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年1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0年7月27日，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犯罪所得被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在长达15页的忏悔书中，倪政伟这样分析自己堕落的根源：“由于没有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在为谁用权、如何用权上发生严重认知偏差，直接导致私心贪念的萌生，也为我以后的违纪违法埋下了祸根、伏笔……为了儿子和情人，我在自己事业（职业生涯）的末端，急于将手中的权力兑现成利益，结果与反腐败的大势迎头相撞，把自己送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立志奋斗却膨胀放纵　　“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的道德行为指南里，少有坐标参照。” 　　曾经的同事说起倪政伟，都对他曾一头扎进工作干遍电视台大多数工种，为了赶节目三天三夜不睡，为了拍摄日出镜头差点被三门湾海水淹死等拼命工作的事迹记忆深刻。　　15岁初中毕业，恰逢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倪政伟顺利考入了浙江广播电视学校，年仅18岁便进入浙江电视台工作，走上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22岁，他凭借电视剧《新闻启示录》，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剪辑奖，成为当时浙江电视台最年轻的先进工作者……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倪政伟的辛勤奋斗。　　奋斗终有回报。倪政伟从一名普通记者一步步走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电视教育科技频道副总监、电视影视文化频道总监的领导岗位。　　然而，随着职务的晋升，倪政伟奋斗的热情逐渐冷却，对金钱的欲望转而升腾起来。做节目前多做些预算、做劳务费时给自己多留一份报酬……这成为了他贪占公款的惯用手法。“公家的钱拿顺手了，就觉得这些钱只要动动手脚，就可以变成自己的，这可能就是我后来屡屡向公款伸手的发端吧。”倪政伟在忏悔书中写道。　　2006年，倪政伟被提拔为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司先后投资的多部影视剧都很火爆。在洋洋自得和声声恭维中，倪政伟逐渐把集体创造的成绩，归结为个人的能力和本事，思想上起了变化，一步步放松了自我要求。　　事业有成，倪政伟开始追求所谓的“高品质生活”，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心向往新鲜刺激生活的他和妻子的感情日渐冷淡。就在此时，他遇到了谈吐幽默、漂亮单身的“红颜知己”李某，还冒险为李某在杭州多家高级酒店长期包租了豪华房间，过起了金屋藏娇、家外有家的生活。　　这段危险的“情感游戏”，为他日后的违纪违法行为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倪政伟对李某百依百顺，不仅为李某的高消费全盘买单，还想方设法为她谋利，或巧立名目在电影项目中促成其拿到介绍费，或公私夹杂提供寻租空间，甚至长期将李某高昂的酒店租住费用拿到公司报销。”审查调查人员介绍，据统计，2011年至2016年期间，倪政伟以会务费、招待费的名义报销李某在高级酒店消费的部分发票，套取侵吞公款数十万元。　　与此同时，为了维系与家庭的联系，只要妻子提出家庭购置计划，倪政伟都会表示全力支持。　　然而，两边的巨额开销，让倪政伟渐渐捉襟见肘。为应付高额开销，他便把目光投向了公司主投主控的影视剧项目上。　　2010年9月，妻子提出要为儿子购买一辆豪华轿车。正当倪政伟为这笔钱款发愁时，公司一名下属的话击中了他的私心：“之前那部电视剧发行得那么好，可以从接下来的一部剧中拿点提成奖励。”于是，倪政伟通过指使下属虚构业务合同、虚开发票冲抵等方式，以电视剧建组经费名义套取侵吞公款，第一笔就是40万元。　　“当时我也脸红心跳了好几天，但一想到发行费提成是影视行业的‘行规’，就觉得也是天经地义。”就这样，靠着手中“点笔成金”的审批权力，倪政伟全然将公司当成了私人保险箱，腐化蜕变猛然加速。2013年5月，为了付清购买某公寓的100万元首付，倪政伟故技重施，以电视剧项目制作费名义，套取侵吞公款60万元。　　倪政伟的人生之舟驶上了一条通往悬崖深渊的不归路。2010年至2018年，倪政伟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吞公款共计175万余元。　　外表光鲜难掩贪婪丑态　　“此时的我，看上去是一个光鲜的国企董事长，但像是披着华丽长袍身上却爬满了虱子的落魄者。” 　　明面上，倪政伟作为国企党委书记，大会小会必讲党风廉政建设，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更是他讲党课的重点内容。背地里，他却把党纪国法抛诸脑后，冠冕堂皇地把行业潜规则摆在前台，奉行“审批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不放过任何中饱私囊的机会。　　2013年，倪政伟任东海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后，手上签批的项目经费动辄数百万、数千万，在影视剧项目制片人选、个人工作调动等人事、项目决策上更是说一不二。　　知道倪政伟大权在握，而且为人不拘小节，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便对他进行“围猎”。审查调查发现，倪政伟收受贿赂长达12年之久，单笔数额多数在10万元以上。　　长期的权钱交易让倪政伟和一些人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利益共生关系。其中关系最稳定的要数倪政伟曾经的下属、后来下海经商，与其有着十几年老交情的胡某某。　　2016年，胡某某为了感谢倪政伟多年来在工作调动、职务晋升、电影项目承制等事项上的帮助，以劳务费的名义给倪政伟转账5万元。不久之后，在倪政伟的授意下，双方达成“以借为名”的共识，胡某某再次向其银行账户转账130万元。　　尽管敛了不少钱财，但高额开销还是让倪政伟难以为继。倪政伟坦言自己当时“根本没有能力自救”，只能“在无休止的浑浑噩噩中，滑向泥沼的深处”。　　在倪政伟自认为即将退居二线之际，国外留学的儿子准备回国创业，爱子心切的倪政伟想“扶上马、送一程”。为了筹措儿子的创业资金，倪政伟动了“再赌一把”的念头。　　当得知胡某某的一个项目预计能获利一倍以上时，倪政伟拨通了胡某某的电话，以儿子投资该项目的名义，张口就向胡某某讨要“投资回报”，胡某某爽快地答应了。为了支付情人李某高昂的开支，一个月后，倪政伟再次联系了胡某某，希望这次能以李某的名义投资该项目，胡某某为继续得到倪政伟的帮助，又欣然答应了。　　“正是这两通电话及后续操作，构成了倪政伟受贿犯罪主要事实，共计621万余元。”有关人员介绍。从“你给我收”到主动索要，倪政伟的纪法底线一次次被贪欲突破，党性、道德、操守全面溃堤决口。　　迷途不返终以悲剧收场　　“现在回头再看那时职场里狂野的我，正应了那句话：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 　　在忏悔书中，倪政伟剖析自己落得如此境地的原因，心存侥幸是其中之一。回顾过往，他本有机会回头，但却一次次主动放弃。　　“只要没人写举报信，纪检监察机关就不会来关注一个资产只有七八亿的影视文化集团。”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倪政伟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坐头等舱、住豪华酒店成了他出差的标配，购买高档礼品成了他办事的首选……2017年10月，浙江省委巡视组对东海电影集团进行机动式巡视，这本是倪政伟迷途知返的机会，他却在犹豫和惶恐中选择了蒙混过关。　　对小问题积极整改。在省委巡视组指出他违规组织利用公款支付宴请的问题后，倪政伟和东海电影集团其他班子成员共同退出了宴请的全部费用。　　对大问题隐瞒到底。为掩盖其违法犯罪问题，倪政伟多次与李某、胡某某串供，指使胡某某隐匿证据、不向调查人员提供相关合同，并将之前130万元的“借款”退给胡某某。　　自认为“安全过关”后，倪政伟又继续以电视剧项目制作费名义，指使下属套取侵吞公款21万余元。后来，在公务出国审批被拒、任职被推迟、省审计厅专项审计亮出“红牌”时，心存侥幸的他仍然没有幡然醒悟。　　直至被调查后，倪政伟才明白：老实向组织坦白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倪政伟想起了90岁高龄又多病的父母没有人照顾，想起了支离破碎的家庭，百感交集，泣不成声。　　量纪量法分析　　经浙江省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倪政伟存在以下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　　在违反党的纪律方面：倪政伟违反政治纪律，为逃避查处，串供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违规组织公款宴请，违规使用公款购买赠送礼品；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挥霍浪费公共财产；违反生活纪律。倪政伟前述有关行为，亦构成职务违法和其他违法。　　在涉嫌犯罪方面：倪政伟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指使下属虚构业务、虚增费用、虚开发票的手段，套取侵吞公款，涉嫌贪污犯罪；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作单位调动、影视项目承制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倪政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毫无党性原则，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给予倪政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2019年12月，根据指定管辖，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查明，倪政伟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合计价值人民币175万余元；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价值人民币797万余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犯贪污罪、受贿罪。今年7月，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其犯罪所得被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纪法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第五十六条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　　（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 　　第一百三十五条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 　　第四十五条监察机关根据监督、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如下处置：　　…… 　　（二）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　　…… 　　（四）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晚节不保他倒在退休前

 发布时间： : 2022-08--31

　　席传亮，1958年4月出生，197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原主任。2018年1月，海南省纪委对席传亮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2019年2月，海南省监委对席传亮涉嫌严重违法问题立案调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同年7月，海南省纪委监委给予席传亮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同年12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席传亮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痛心疾首，悔恨亲手断送了自己的人生！”在留置场所，得知自己被开除党籍时，有着42年党龄的席传亮泪流满面，悔不当初。　　席传亮在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工作15年，从全国先进一步步坠入违纪违法犯罪的深渊，其堕落轨迹教训深刻、发人深省。　　昔日先进成 “蛀虫” 　　“席传亮可以说是海南较早的一批‘闯海人’，对海南早期的发展来说是开拓者。”海南省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人员陈仕龙说。　　席传亮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小时候父亲因公去世，全靠党和政府抚恤金养大成人。他从小就立志追随中国共产党，18岁就入了党。1992年，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处于大开发热潮时，他作为人才从湖南被引进海南，参与特区建设。席传亮在省政府采购中心一干就是15年，历任省政府采购中心副主任、主任，通过努力使单位成为全国同行业的先进，个人曾被评为“全国政府采购年度阳光人物”。　　然而，这位昔日的“阳光人物”，在利益面前逐渐淡忘初心、丢掉使命，在侥幸心理影响下逐渐从“阳光”走向“黑暗”。　　“晚节不保，在临近退休的日子里，违反了党的纪律，又违法犯罪，根本原因是政治免疫力出了问题，思想出现了偏差，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席传亮在忏悔书中写道。　　2014年，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成立，席传亮成为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第一任主任。　　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思想支配下，为了退休后过上“好日子”，席传亮动起了“歪心思”、耍起了“小聪明”。　　2015年12月，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决定将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下属单位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移交给省国资委，并授权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负责移交事宜。　　在移交过程中，席传亮发现了“商机”，于是指使2名下属通过他人挂名代持的方式，成立由他们三人控制的海南某招标服务公司。随后，席传亮故意歪曲上级部门的意图，擅自决定全面停止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进口医疗设备和器械集中采购业务，并强行向管理服务对象指定由他实际控制的私营公司“全盘接收”。　　就这样，席传亮打着机构改革时间差，一边拖着不办理移交手续，一边滥用职权抢了原属于机电中心的招标代理业务，自己做起独家生意。　　“2017年11月，席传亮以公司名义召开省级医院设备采购负责人座谈会，再次要求各医院将进口设备采购招标统一委托公司进行代理，不得与其他招标代理机构签订第三方协议，否则后果自负。”回想起席传亮当时的蛮横做法，海南省某医院负责人记忆犹新，但是为了不得罪他和以后采购工作能顺利进行，参会医院只能按照席传亮说的做。　　2016年至2018年，省机电中心在席传亮的操控下一直处于停业状态，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席传亮实际控制的公司因此非法获利200余万元。　　席传亮忘记了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成立的初衷，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与之背道而驰，利用手中权力肆意践踏公平交易原则，严重破坏省公共资源交易秩序，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影响。　　公款当成自家“钱袋子” 　　翻阅席传亮的审查调查材料，其违纪违法行为令人瞠目结舌。　　“大到黄金、珠宝首饰，小到化妆品、服饰，甚至连一块香皂，他也拿到单位报销。”审查调查人员说，席传亮把单位公款当成个人“钱袋子”，几乎把自己家所有开销都用单位公款报销。　　从2009年开始至2017年，8年间，席传亮将其个人及其家人购买的黄金、珠宝首饰、手表，甚至香烟、化妆品、皮包、服饰等个人用品，以办公用品等名目开具发票，违规在本单位和下属单位报销。报销发票中最大金额上万元，最小金额31.2元。　　为了方便支取公款，席传亮还找到商行老板林某，约定以支付6%手续费的形式，委托以办公用品等名目虚开发票，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报销共计206.08万元，全部用于个人开支。　　2009年至2017年，席传亮利用自己一把手的权力，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违规在省政府采购中心、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和下属单位报销个人消费和虚开发票，共计331.06万元。　　欲望的口子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席传亮除了眼睛盯着公款，更是把手伸向了工程项目。　　“席传亮在工作中独断专行，基本上是一个人说了算。”席传亮原单位同事说。　　2013年至2015年，席传亮帮助商人施某承揽省政府采购中心软硬件工程和维护项目34个，占项目总数的80%。有些项目之间本无任何关系，席传亮将其“包装”为施某已承揽项目的“子项目”或“后续服务项目”，直接发包给施某承接。不仅如此，席传亮还在资金拨付环节打招呼，甚至在有的工程进度没有通过验收或达到预期的情况下，仍要求单位出纳拨付项目资金。这些背后都有利益输送，为了感谢席传亮的帮助，施某分多次送给席传亮共计41万元。　　席传亮为一己私利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损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在临近退休时倒在“最后一班岗”上。“自己缺乏政治意识，法制观念淡薄，虚荣侥幸心理作祟，认为自己快要退休了，关系不大。”席传亮在忏悔书中为自己的腐败堕落总结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欺瞒组织一错再错　　“组织对我进行了处分，但还是让我继续当主任，不就证明没什么大事嘛。”其实早在2009年，席传亮担任省政府采购中心主任期间，便因对单位受贿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等问题受到处分。但其不仅不反省自身的错误，吸取教训，感谢组织对他的挽救，反而认为自己可以继续担任主任，就是没有事，过关了。究其原因，就是席传亮政治意识缺乏，纪法意识淡薄。　　在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欺瞒组织、对抗组织审查调查方面，席传亮更是将小聪明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对于应该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不报告，对其婚姻状况和以女儿名义购买的联排别墅房产情况均未如实向组织报告。　　“如果我被抓进去，剩余的几万元未付款你就别想收回！”听闻组织在调查自己，席传亮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案情，约见并威胁为其虚开发票的商行老板。即便这样，席传亮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召集单位各科室负责人开会，要求出具申领办公用品和耗材的虚假证明，以对抗组织审查。　　纵然机关算尽也枉然，这一切千方百计捂盖子的手段，不但没有让席传亮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反而把他推向深渊。　　席传亮背离初心使命，公私不分，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其行为严重破坏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营商环境，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与公信力。面对党纪国法的严惩，席传亮虽幡然醒悟，然而悔之晚矣。　　量纪量法分析　　经查，席传亮存在以下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　　在违反党的纪律方面：席传亮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车私用、变相公款旅游；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在涉嫌犯罪方面：席传亮利用职务之便，将个人消费和虚开的发票用公款报销，在工程项目建设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滥用职权，造成省机电中心停业注销，涉嫌贪污犯罪、受贿犯罪、滥用职权犯罪。　　席传亮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毫无党性原则，滥权妄为，损公肥私，把公款当成私人“钱袋子”，把公权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影响极坏。2019年7月，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席传亮开除党籍处分，由海南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纪法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二十七条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浪费国家资财等违反法律涉嫌犯罪行为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一）贪污、索贿、受贿、行贿、介绍贿赂、挪用公款的；…… 　　第四十五条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工作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第四十五条监察机关根据监督、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如下处置：…… 　　（四）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退休前忙于“公权变现”15年后选择主动投案

 发布时间： : 2022-08--31

　　“退休15年还来投案，这不仅是对我自己的交代，也希望给所有临近退休的领导干部敲响警钟。”9月24日上午，站在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被告席上的，正是已经66岁的浙江省绍兴市政协原副主席陈建设。　　今年2月15日，农历春节刚过没多久，陈建设主动到浙江省纪委监委投案。“退休15年还主动投案，实属少见。”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9月24日，这起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终于有了结果——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对被告人陈建设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对陈建设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4月至2004年7月，被告人陈建设利用担任绍兴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建筑资质办理、项目移建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625万元。鉴于陈建设具有主动投案并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的自首情节，积极退缴全部违法所得，认罪、悔罪，具有法定、酌定减轻及从轻处罚情节，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法槌落下，尘埃落定。陈建设在被告席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他坦言，这块心病犹如一个毒瘤，让他寝食难安，接受法律的制裁是对他忘记初心的一种惩罚。此前，他已被开除党籍，并被取消享受的待遇。　　人走茶凉前，“铺路搭桥”办企业　　知罪、认罪、悔罪，这是陈建设在法庭上说得最多的字眼。　　回顾陈建设的工作经历，可谓是平稳顺利。1976年，作为知青的他返城，进入一家国有企业；1985年，又进入机关，成为绍兴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一名科员。那时的他踌躇满志，一心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工作十分努力。他的付出得到了组织的认可，13年时间，他就走上副市长的岗位。“这个阶段，陈建设兢兢业业，调查也未发现其任何违纪违法行为。”浙江省纪委监委相关调查人员说。　　然而，人生的每一步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作为党员干部更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转折发生在2003年，这一年陈建设50岁。他原本以为自己能在副市长的岗位上再干一届，到55岁转岗人大或政协。然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有关领导找他谈话，表示他将被调整到政协任职，担任绍兴市政协副主席。　　在陈建设看来，副市长人前风光，有实权，而政协是清水衙门，有职无权。“既然如此，何不办企业赚钱？”此时的陈建设心态上失了衡，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算起了错误的“经济账”。　　办企业需要资源，而自己掌握的权力就是最大的资源。在陈建设看来，人走茶凉，所以他一定要在人未走、茶未凉之前，实现所谓的“人力资本价值”的转换。　　“在机关顺风顺水工作时，这个价值体现不到金钱上，现在自觉‘官途不顺’，因此要尽力把所谓的‘人力资本价值’转换为现实的资金价值，使自己和家人后半辈子能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陈建设在忏悔书中写道。　　在贪欲的驱使下，陈建设开始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铺路搭桥”。他找来了自己的秘书，让秘书帮自己在社会上物色资源。经秘书介绍，陈建设认识了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商人孙某某。此时的孙某某正准备进军房地产行业，如果有副市长的加盟更是如虎添翼。两人见面后，一拍即合，随即决定合办房地产企业。　　2003年3月25日，陈建设正式向组织提出提前退休的申请。然而，还未等到组织批准，陈建设就迫不及待地办起了企业。同年4月18日，孙某某出资3000万元成立了浙江永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建设持股15%。“除此之外，陈建设还在多家公司违规兼职取酬。”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调查发现，陈建设在职期间及退休后的三年间到原职务管辖地区的多家企业兼职取酬，共计230余万元（税后）。　　发挥权力余温，收受巨额贿赂　　“我所犯错误的根源是理想信念丢失，核心是权钱交易、公权变现，直接动因是贪欲膨胀。”在忏悔书中，陈建设这样剖析自己的问题。“公权变现”一词，高度概括了陈建设违纪违法的路径。　　为什么一名精明的商人，愿意与他一起做生意？为什么这么多企业愿意聘用他？对方看重的正是陈建设手中的权力。2003年，刚刚成立的永建公司并无三级建筑资质，这就意味着该公司无法参与重要项目的招投标。时任绍兴市副市长的陈建设，一个电话打到了住建部门，几天时间，该公司建筑资质就顺利办理。　　之后，孙某某成功竞拍了一项目的土地使用权。然而，在有关地块的核心位置有一个文保项目——“泰来裳”当铺。如果该店铺不移建将会影响整个项目规划，给公司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得知此事的陈建设，又拿起了电话，给当地文旅部门打了一声招呼。随后，“泰来裳”当铺被移建。10余天后，也就是2003年5月，陈建设正式卸任副市长职务，转任绍兴市政协副主席。　　由于陈建设对公司的“全力投入”，孙某某于2003年9月如约指示他人将200万元“下海补偿金”存入陈建设女儿的银行账户。一个月后，陈建设将其中100万元退还孙某某，实际收取100万元。为进一步形成利益共同体，孙某某还以半价入股的方式，给予陈建设入股“优惠”。对于一心想办企业的陈建设来说，股份对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在陈建设看来，没有股份，自己就是一个高级的‘打工仔’。”有关审查调查人员解释说。　　2004年3月18日，距离陈建设提出提前退休申请已近一年，孙某某提出将原先商定的股份办理工商登记。此时的陈建设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但终究还是败给了自己的贪婪。“我十分矛盾，因组织尚未批复我的退休申请，按规定是不能入股的，但又怕夜长梦多，到时候如果有个什么变化，股份没了也蛮可惜的。”陈建设向记者袒露了当时复杂的心情。经过深思熟虑后，陈建设决定让女儿代持股份，等退休手续办理后，再转到自己名下。　　2004年4月1日，孙某某将永建公司的股份登记到陈建设女儿陈某名下，根据股权划分，陈建设应缴出资额为1050万元，然而实际只出资525万元，剩余的525万元均由孙某某代缴。同年7月31日，孙某某又将上述股份登记转入陈建设名下。临退休前，其权力的余温可以说实现了巨大的价值转换。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掩耳盗铃。　　“与其组织找上门，不如主动交代” 　　2004年9月，组织正式批复陈建设提前退休。然而恰恰是退休前一年的违纪违法行为，为其晚年生活埋下了祸根。　　2019年2月5日，是农历春节，这是陈建设过得最特殊的一个新年。2018年底，浙江省委巡视组对绍兴进行巡视，此时的陈建设，知道自己的贪腐行径已难逃党纪国法的追究，打算过完这个年，就向浙江省纪委监委主动投案，交代问题。此时的他，格外珍惜这几天时间，他不知道与家人吃完这次团圆饭，下一顿团圆饭是何时。　　2月15日，陈建设在一位同事的陪同下，来到省纪委监委主动投案，并退出收受的625万元款项及3155.6万元孳息，共计3780.6万元。省纪委监委依纪依法对陈建设采取留置措施。　　为什么退休15年还选择主动投案？对此，陈建设坦言：“我感觉组织已掌握了我的违纪违法事实，当时想了两条路，第一是逃往国外，但看过媒体报道，已有许多‘百名红通’人员被陆续追回，说明这条路已走不通；第二就是主动投案，与其组织找上门，不如主动向组织交代，坦白从宽，争取从轻处理。” 　　“当前，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事实证明，犯的错，躲不过、赖不掉，只有放弃幻想迷途知返，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才是自我救赎的唯一选择。”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曾经的陈建设也是一个有为干部，之所以最后落得如此下场，归根结底还是忘了自己“来自哪里”，忘了当初举起拳头时的誓言。当把“升官发财”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时，其结局不可能是光耀门楣，只能是身败名裂，招致后人耻笑。　　“退休前，我十分错误地收受了孙某某给我的‘入股本金’和‘下海补偿金’。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感慨万千，后悔莫及。”陈建设忏悔道，权力的余温虽热，但贪婪的代价更重。记者看到，法庭上，陈建设一再回头，看着坐在旁听席的家人，不舍之情依稀可见，但为时已晚。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退休’绝不是贪腐官员的‘保险箱’。”浙江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本案给所有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党员领导干部要算好人生账，尤其是临退休之前，更要清醒地看待手中权力，站好“最后一班岗”，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这样才能踏踏实实地安度幸福晚年。（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警钟 | 从失衡失落到失控——云南省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徐会良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 发布时间： : 2022-07--05

　　徐会良，男，1968年11月生，1985年10月参加工作，198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县长、县委书记，祥云县县委书记，大理州州委委员，大理州政府党组成员，大理州旅发委党组书记、主任，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2020年9月27日，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徐会良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受贿数额118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徐会良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在此之前，徐会良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先后担任过多个单位、地方“一把手”的徐会良，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曾受到同事们的赞扬。然而，随着职务的晋升，他逐渐飘飘然，忘记了组织的培养和信任。特别是当个人升迁的愿望没有实现时，便心生怨愤，进而专横霸道、肆意妄为，最终走上不归路。诸多教训，发人深省。　　1 被“温情”迷惑，越陷越深　　“在我任内，你别惹事就行，你的事我一定会提供帮助” 　　2011年4月20日，徐会良初任祥云县县委书记。新官上任，迎接他的却是一个“烫手山芋”——不久前，祥云县社会治安问题被媒体曝光，上级要求他快速处置，挽回影响。　　“徐书记放心，这事到此为止，只要您在祥云，绝不会给您惹事！而且祥云社会上的事我也会及时向您汇报。”就在徐会良为开展舆论引导，平息各种舆情焦头烂额之际，祥云阳光城开发项目的老板李军却向徐会良递来了“投名状”。就这样，州、县两级党委和政府都认为棘手的事件，在李军的操控下居然悄无声息地被“摆平”了。　　虽然早有耳闻李军是有黑社会背景的不法商人，但此刻的徐会良不仅没有引起警觉，反而暗暗觉得李军是个“人物”。几次试探后，他在私下场合暗示李军：“在我任内，你别惹事就行，你的事我一定会提供帮助。” 　　一个想抱“大腿”，一个甘被“围猎”，两个心怀鬼胎的人，从此沆瀣一气。此后，李军开始有事无事找徐会良“汇报工作”，今天在徐会良常去的茶室点一杯茶、放一条香烟，明天请一顿饭、送几瓶酒，后天塞一个翡翠挂件或红包……在“礼尚往来”中，徐会良逐渐迷失自我。　　在此期间，李军听说徐会良对其母亲特别孝顺，便常把徐会良的母亲接到祥云和他自己的母亲小住几日，甚至在徐会良母亲生日当天，李军带着自己的母亲到徐会良老家，两家人共同为两位母亲庆祝“同一天生日”，徐会良也常亲自到祥云李军老家看望李军父母。“他们两家人就像‘亲戚’一样经常走动聚会，二人‘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关系在祥云传得沸沸扬扬。”办案人员说。　　就这样，被“温情”迷惑的徐会良一步步落入李军设的“圈套”中，越陷越深。　　2012年春节后，徐会良安排祥云县委和县政府办公室在交流干部住宿区装修了两个茶室，其中一个就是他专用的“一号茶室”。工作之余，徐会良等人就聚集在茶室喝茶、抽烟、聊天。李军等老板就借口向徐会良“汇报工作”，成为茶室常客，并顺理成章地公开送烟送酒送茶，茶室俨然成为了徐会良收受烟、酒、茶等礼品礼金的“俱乐部”。　　“李军到茶室来很随意，大大咧咧的，给来茶室喝茶和汇报工作的人感觉我和他关系很铁，于是对他也尊敬有加。”徐会良告诉办案人员。　　在李军的“影响”下，徐会良利欲熏心，贪图享乐，爱上“品鉴”各类物品。据了解，除了茶室，调查组还在徐会良家中搜查出茅台等高档酒上百件、高档香烟上千条和大量字画。“从他转移藏匿的行李箱中搜出的象牙、翡翠、手表等贵重物品琳琅满目，他的享乐奢靡和贪得无厌令人咋舌。”办案人员说。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徐会良不仅不筑牢自身的“防火墙”，反而甘被老板“围猎”，任由欲望缠身，进而狂妄自大，“入了套”“中了邪”，身体到处都是“缺口”，歪风邪气自然乘虚而入。　　2 提拔受阻，失意放纵　　为黑恶势力传播迷信、谋求政治待遇站台撑腰，甚至千方百计为他们“洗白” 　　“我之前在云龙县任过县长、书记，组织安排我去祥云任县委书记只是短暂的过渡，我觉得过不了多久将会提拔回州里工作。”徐会良说，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工作不是为了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促一方发展，而是有自己的“小九九”，谋个人的升迁之事。　　2013年，在州级党委换届中，徐会良没有进入他预期的州级领导班子成员行列，这导致他心态失衡，进而对组织心生不满。“按道理我是在人选当中的，然而我却出局了，在会场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选举结束，徐会良黯然神伤地回到祥云，蒙头大睡了一天。然而，尚未走出失落的他却又遇到新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巡视工作全覆盖，群众对徐会良的举报越来越多。　　“我那时一直抱怨‘组织不公’，认为有人在整我，变得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把党性原则、工作职责和党纪法规抛于脑后。”徐会良忏悔道。离党纪国法越远，离贪污腐败就越近。他为所欲为，心思全在吃喝玩乐、赌博打牌上，工作上毫无责任心，推责应付。　　烦闷焦躁的徐会良一边虚假应付省、州纪委的函询，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违纪问题；一边怨恨叠加、变本加厉，更加随心所欲、狂妄自大，一些重大决策他不经集体研究，一言代之发号施令，作风强势、专横霸道。　　据悉，祥云县政府所有的10号地块30亩国有土地，估算价值为2200余万元，徐会良在现场调研后，当场违规拍板，按照等价交换、不补差价的原则，与李军位于祥云县城清红路、龙凤街交叉口东北角的价值为900余万元的土地进行置换，并对祥云县分管林业、住建的领导大加训斥，强行安排工作事项，不容置疑地要求限期完成，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309万余元。　　“在我不顺的时候，李军一家和我的关系仍旧很好，我觉得他真是值得交的兄弟。”徐会良说。为了给“好兄弟”站台，他公然违反政治纪律，违规安排祥云县政协原主席杨某（另案处理）为李军母亲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的非法书籍作序，并以县政协名义批给3万元印刷补助。同时，徐会良还与祥云县委原常委、县委统战部原部长王觉明（另案处理），违规操作并推荐黑恶势力集团头目李泉春（李军长子）担任县政协委员，为李军等黑恶势力集团传播迷信、谋求政治待遇提供帮助。除了给李军黑恶势力站台撑腰，徐会良还千方百计为他们“洗白”。据办案人员介绍，“徐会良经常动员李军在一些活动中捐钱捐物，并且两人同时‘登台亮相’，为李军树立正面形象。在他的干预下，某乡镇党委还将李军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工作上专横霸道，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生活上则与老板打牌赌博，追求低级趣味。徐会良“好赌”，据一同参与打牌赌博的老板描述，徐会良打牌“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即只能赢、不能输。不法商人为了得到徐会良的帮助，常以打牌赌博的方式向徐会良输送利益。一方想赢，一方想输，各取所需，正中下怀。经审查调查及法院认定，徐会良以赌博方式收受贿赂共计641万元。　　从失衡、失落到失范、失控，徐会良就这样一步一步被“拉下水”，从一个意气风发、充满干劲的领导干部，逐渐转变为“吃喝玩乐样样通，打牌赌博狂敛财”的“堕落者”。　　3 带坏风气，祸害一方　　“一把手”腐败影响一方政治生态，徐会良案和李军涉黑案共牵出党员、公职人员143人　　“徐会良就像温水里的青蛙，在各种诱惑、捧杀、放纵中腐化堕落，直至将被查时，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办案人员说。在省纪委三次对其委托初核、函询时，徐会良均未如实向组织说清自己的问题。直到2019年4月，穷途末路的徐会良将其收受的一部分贵重物品集中在一个大行李箱中，藏匿到大理州云龙县功果桥镇其侄儿的岳父家；另一部分转移到洱源县右所镇老家藏匿，对抗组织审查。　　但这一切不过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随着案件查办的深入推进，徐会良的违纪违法行为被一一查清，笼罩在祥云县上空的“乌云”终被吹散。　　“作为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徐会良表面上是党中央扫黑除恶重大决策部署的坚定拥护者，背地里却长期与黑恶势力称兄道弟。”据办案人员介绍，祥云的部分领导干部对徐会良的霸道作风敢怒不敢言，甚至是毫无原则底线的“言听计从”。在违规为李军置换土地时，徐会良一手遮天，说一不二，导致党委（党组）落实“三重一大”等规章制度成了形同虚设的“稻草人”，看似层层把关，实则层层失守。　　而以李军、李泉春为首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正是凭借着其与徐会良的“亲密”关系，在祥云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纠集、拉拢、组织社会人员，以暴力、威胁或其它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采取欺行霸市、渗入房地产和采矿行业、侵占国家和集体利益、开设娱乐场所和赌场、非法融资高利放贷、偷税漏税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　　“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始终带有‘当大哥护小弟’这种江湖习气，在工作中也时常表现出用感情带班子、用义气带队伍的特点，这也注定我迟早会被人利用。”在接受审查调查期间，徐会良这样剖析自己。　　上梁不正下梁歪，“一把手”腐败带坏一方政治生态。一方面，祥云县一大批党员干部同流合污，甘被黑恶势力拉拢腐蚀，从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堕落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另一方面，在徐会良的错误示范下，祥云县少数干部人心涣散，热衷于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正如一同被查处的王觉明的忏悔反思：“在不良的氛围里，许多领导干部坐上车子，哪里好玩哪里去；端起酒杯，哪儿好吃哪儿去。把接待当工作，把工作当业余，工作上的事也就少过问或几个人商量就确定。” 　　据了解，在查处徐会良案和李军涉黑案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党员、公职人员143人，其中，立案56人，采取留置措施12人，移送司法机关12人；通报、诫勉问责8人；批评教育或责令作出书面检查76人；另案处理3人；108名党员干部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交代情况或说明问题。　　“面对组织向我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不应该忘却初心，与组织离心离德，对党不忠，对法度不敬，甚至带坏风气。我今天的结局早已注定，醒悟、忏悔仅仅是心灵的救赎，对于我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我百死莫赎。”徐会良忏悔道。　　徐会良案折射出若“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要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始终规范权力运行。同时，作为“关键少数”的党员领导干部亦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对待自身的进退留转，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抵制各种不良习气的侵袭,慎独慎微、慎始慎终。（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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